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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那个有 200 多种名片的詹宏志,“就没有今天的台湾” | 访谈录

发布时间:2018-07-01 04:31:34 所属栏目:资讯 来源:好奇心日报
导读:副标题#e# 原标题:没有那个有 200 多种名片的詹宏志,“就没有今天的台湾” | 访谈录 詹宏志和我们聊了聊他的阅读习惯;胡适对他的影响、对李敖的评价;为什么 1970 — 1980 年代的台湾会兴起那样繁荣的文学、音乐和电影浪潮?;台湾为什么打破现有的社会结

只有在这样非常不商业化的工作体制,你才能做出那样的事来。如果你要按着商业投资逻辑,那些电影没有一部做得起来。如果你现在回头看,拍《悲情城市》的时候,花的钱是台币,大概 2600 万。 2600 万什么概念?现在看就是 500 多万人民币。拍到《刺客聂隐娘》的时候,大概花了 6 亿台币,(相当于) 1 亿多人民币。你从 film quality (电影质量)来说,其实差别没有很大。可是,因为现在你要拍这样的工作,你已经样样得用商业架构来工作,每一样东西都得付钱。在我那个时代,做美术的人没有拿钱,一流的美术。因为他们都是刘开什么的,都是台湾的平面艺术家。写剧本,你说朱天文、吴念真,他们跟侯孝贤这样耗着写剧本,一写个两三年。他们真要跟他收钱,他根本吃不消的。其实也都没拿什么钱。那我们其他工作者,根本就是为了这个事能做成来的,我们没有人会(是为了钱)。那种天真,那种不计较。这不(只)是我们。侯孝贤没拍戏的时候,杨德昌拍戏,他就去当男主角,去帮他看景,帮他做所有制片上的事。侯孝贤拍戏的时候,杨德昌来帮他配乐。谁拿了钱呢?都是一流的工作者,每一个人做的时候,其他人全部都变成助手。

所以,这解释了为什么经济环境更改善的今天,台湾拍不出那样东西来。因为你如果要用一个比较商业的机制,或者是大家如果对这个事有较多的考量算计,这个事情就做不成了,所以它当然有一个氛围——经济上有个力量支持社会的文化活动,然后用工作者经济上的天真。这两个结合才会交汇出那一段时间的工作来,所以很难复制。你要让这样的事在其他地方,比如像中国大陆,我想年轻人会问我这个问题,也是渴望有一个这样的时代到来。但这个道路不容易,因为它(指中国大陆)的商业化速度比台湾快太多了。像台湾是慢慢来,所以有一段时间有个空窗。

(但是, 1970 — 1980 年代也是台湾的戒严时期。)那个时代氛围是你在一个有控制干预的背景下,追寻自由表达的种种可能。后面那是大前提。其实你要意识到你所说的所有东西,都有可能在某种状况下会跟那个时候的管理规范有冲突。这不是今天台湾的情景。因为现在做创作者,那个根本不是问题。你根本没有那个大背景。今天这个大背景极可能是商业逻辑。我怎么能找到钱?我花了这些钱,这个钱怎么挣回来?是这个困难。这件事变成新的创作者的困难。

但是,在我们这个时期,譬如说《悲情城市》当然是我付得比较大制作责任的第一部电影。那这个电影后来有一个幸运,有很大经济上的成功,是个很赚钱的电影。所以当时在台湾就被描述成“这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经营策略”。你到国外去得奖,然后回来台湾(上映),但这个绝对不是事实。你怎么样去规划得奖这个事?得奖完全是个意外。谁能够把得奖当作一个规划。那个电影在当时,如果不是因为得奖,在台湾要完整上映的机会也很小。

所以与其那样说,不如说我当时的规划是假如《悲情城市》在台湾不能上演,也要没关系,经济上必须要自给自足。我光凭卖国际上版权,这个电影可以维持。我当时看起来这个版权有所谓的院线版权、录音带版权、电视版权。然后加上电影图书馆的版权。所以就是点点滴滴,我把它称之为“劝募式收入”。所以想的不是一个地方的票房。从商业规划来说,这是一个新的想法。它不是出口转内销,完全没内销也没关系。因为我是工作者,其实也是这个概念的创造者、实际的执行者。外头的描述都是从外头看的,其实并没有看到想这个事情逻辑的过程。

所以,这些事可能是有一点点推波助澜之用。因为真正的力量是来自于创作者的创作突破所有困难,其他社会就是发现了侯孝贤。比方说这个发现是他们想要以某种方式去取得他,那我借用了他们想取得他的方式,设计了一套工作方法。因为这个影片得到了一个国际大奖,没有办法在台湾禁演,也没办法剪掉任何片段,所以他就一举做了一个突破。

这里面有意外、有设计,设计讲的是运营模式,属于意外的是他是因为第一次的国际大奖,突破他当时可能会面临的各种限制。这些冲破网络的事,我今天回头看,当然是来自于一群天真的工作者,因为这都不符合一个比较现实算计的人的想法,而且你还要相信它可行。这也真的只有在一个时代的特殊氛围才可能。

没有那个有 200 多种名片的詹宏志,“就没有今天的台湾” | 访谈录

为什么打破现有的社会结构是当务之急?

台湾这些来,年轻人对他们的处境很不开心。这个不开心,很多人可能说是因为台湾的薪资停滞不动很长时间。低薪似乎是台湾的一个结构性困境。但我想其实底薪不是。

我出书那个时代,那个薪水是更低了。可是我显然没有像现在年轻人这么困难。第一,我的低薪面对的也是低消费。当时我所在的社会,房价也不贵,物价也不贵。所以虽然我拿到很低的薪水,你要认真储蓄,有一点储蓄,看起来也是做得到的。第二个,那个社会是在往上移动的社会。这个部分至少大陆前几年都是这样的。移动的时候,你看到很多人是过得比过去好,所以这里会在一个社会带来比较乐观的气氛,但这种动能台湾不见了。这倒不是台湾,你看发生在美国、香港。相对于那个社会,好像流动的管道固化或结晶化了。再配合你今天的低薪,存不了钱,然后房价越来越高,你觉得没有一个立足之地。这个感受就非常苦闷。

(编辑:上海站长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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